【孙西辉 金灿荣】中美战略竞争的逻辑与前景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美国经济长期低速增长，美国逐步改变了对中国的认知并几次调整对华政策，中美关系逐渐进入战略竞争阶段。中美战略竞争是美国主动挑起并不断推进对华敌视政策的结果，而根本动因在于战略预阻，即美国预先阻止出现中国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但不同时期的预阻目标和切入点有所不同。小布什时期，美国的目标是预阻中国成为美国的挑战者，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奥巴马时期，美国的目标是预阻中国继续提升影响力和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特朗普时期，美国的目标是预阻中国继续扩大影响力并挑战美国的霸权，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和对美贸易依赖。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逻辑取决于两国政策互动， ２１ 世纪初美国谋求对华战略竞争但被中国的灵活政策化解，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也因中国积极的应对政策和有效措施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战略竞争使中美激烈博弈延续至今。在四种中美关系发展前景中，中美战略竞争有可能保持在可控范围或失去控制。中国的最佳目标选项是争取使之保持可控，基本思路是以我为主、实力为本、策略为重、聚焦美国、着眼世界。

关键词：中美关系；中美战略竞争；预阻挑战；双向互动

作者简介：孙西辉（ １９７８－ ）男，山东郓城人，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主要从事美国的印亚太战略、中美关系、亚太国际关系等研究；金灿荣（ １９６２－ ）男，湖北武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美关系、中国外交等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重大招标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东升西降与西方战略焦虑及对华战略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２０ｍｇｃｚｄ０１０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课题“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及其对韩美同盟的影响”（项目编号：２０２０ＹＹＺＸ００４ ）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四期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印太战略报告》《对华战略方针报告》和《国防太空战略报告》等涉及对华战略竞争的官方文件，展示出与中国进行全方位战略竞争的决心和政策思路，使中美战略关系  的竞争性更加突出。拜登上台后，美国维持特朗普时期的多数对华强硬政策，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有继续强化的趋势。实际上，２１世纪以来，尤其是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长期低速增长，美国逐步改变了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并几次调整对华政策，中国面对美国的政策调整和战略压力也做出了一系列政策反应，中美关系逐渐进入战略竞争阶段。关于中美战略竞争的研究成果自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断问世，内容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成因、表现、特点和应对等方面。然而，对于中美战略竞争形成的原因，学术界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大多是一带而过或简单解释。在为数不多的相关解释中，基本一致的观点是，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和美国的霸权焦虑引发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与中美战略竞争。这一观点并不违背事实，也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感受和认知，但既有研究没有清晰地展示中美战略竞争的逻辑链条，也没有对两国的互动过程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中美战略竞争产生和发展的逻辑，分析其可能的前景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一、预阻挑战：中美战略竞争产生的逻辑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战略关系经历了若干次变化。学术界有“三阶段”  和“四阶段”  等观点，本文认为中美战略关系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即战略敌对（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０ 年）、战略合作（ １９７１ — １９８８ 年）、战略模糊（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５年）、战略合作（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８年）、战略竞合（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年）和战略竞争（ ２０１７年—）。 冷战结束后，中美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和摸索，逐渐回归总体上的战略合作状态。在此期间，美国学术界不断讨论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小布什政府曾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但这些观点和想法因各种原因没出现在美国对外战略的官方文件中，也因国际形势突变没有完全落实到对华政策中。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为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开始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同时也强调与中国的合作，特朗普政府则突出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由于中美战略竞争是美国主动挑起并不断推进的结果，理解中美战略竞争产生的逻辑需要重点分析美国对其国内外形势、中美实力对比变化、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以及中美政策互动状况。

（一）战略合作阶段的竞争主张

经过一段时间的战略模糊期之后，中美开始重新确立彼此合作的战略定位。然而，在２１世纪初，中美战略关系因小布什政府意图调整其对华战略而发生短暂的“变轨”倾向，但种种因素导致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主张未能完全落实，中美关系总体上仍维持战略合作的状态。

第一，美国在世纪之交对国际形势和中国意图的认知。一是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在美国看来，这一时期的国际格局是美国单极霸权，世界局势掌控在美国手中；二是对中美实力的认知。中美实力差距依然悬殊，但中国的发展速度更快。以２０００年为例，中美 ＧＤＰ分别为１． ２１１万亿美元和１０． ２５２万亿美元  ，分别是１９９１年各自 ＧＤＰ的３．１５倍和１． ６６倍；中美军费开支分别为２２９． ２９８亿美元和３０１６．９７亿美元  ，分别是１９９１年各自军费开支的２． ３倍和１． ０８倍；三是对中国政策的认知。一方面，中国坚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睦邻友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主动承担大国责任，推动多极化发展，反对霸权主义，提出新安全观。小布什政府首届任期内的美国保守派政客认为，中国的内外政策与美国倡导的单极世界格格不入，中国随着国力的提升，必将对美国的亚太利益构成挑战。因此，小布什政府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改变亚洲均势的国家。

第二，美国在世纪之交对本国形势和本国任务的认知。一是对美国形势的认知。得益于克林顿时期的经济快速发展，小布什首届任期的财政盈余大幅增加，国内政治和社会也非常稳定，美国需要进一步巩固其霸权地位，防止出现外部挑战者；二是对中国意图的认知。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军事上尚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政治上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可能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三是对美国任务的认知。美国不仅希望继续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和经济竞争力，而且希望限制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防止出现挑战者。例如，曾担任小布什竞选顾问和国务卿的赖斯（ Ｃｏｎｄｏｌｅｅｚｚａ　Ｒｉｃｅ ）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需要差异化和保持平衡。通过经济接触促进中国内部转型的同时遏制中国在权力和安全方面的野心，这很重要。应该谋求合作，但当我们的利益发生冲撞时，不应害怕直面中国。”

第三，中美在世纪之交的政策互动。这一时期，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中国成为美国的挑战者，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不支持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对台“三不”承诺  ；美国有责任保护台湾免受大陆攻击；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访问纽约并与国会议员会谈；批准老布什政府之后最大规模的对台军售方案；提升与台湾军方的接触级别，允许台湾“防长”访美。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中美关系恶化与台湾问题失控，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通过领导人会晤和互访稳定中美关系，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实现中美领导人互访；恢复中美军事往来并加强军事磋商；妥善解决“炸馆事件”和“撞机事件”；“９ · １１事件”后加强反恐合作；积极化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与挑衅压力；提出稳定中美关系的新十六字方针。 经过中美多轮博弈，两国关系逐渐回到总体上的战略合作状态。

（二）由战略合作到战略竞合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复苏乏力，中国则率先摆脱危机的影响并带动其他亚太新兴经济体复苏，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地区影响力快速提升。在这一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希望借助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同时联合盟友限制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合阶段。

第一，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对国际形势和中国意图的认知。一是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在美国看来，全球金融危机破坏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和国际信誉受损，中国等新兴大国率先摆脱危机的影响，中国成为亚太地区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二是对中美实力的认知差距。中国明显缩小了与美国在实力上的差距。在经济方面，中美 ＧＤＰ在２００９年分别为５． １０２ 万亿美元和 １４． ４４９ 万亿美元  ，中国 ＧＤＰ 占美国 ＧＤＰ 的比重由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２． ６５％ 增加到 ２００９年的 ３５．３１％ ；在军事方面，中美军费开支在 ２００９ 年分别为 １０５６． ４４２ 亿美元和 ６６８５． ６７ 亿美元  ，中国军费开支占美国军费开支的比重由２００１年的８． ９１％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５． ８％ 。三是对中国政策的认知。中国致力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坚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坚持和平发展。美国提出与中国共同治理全球事务，但中国拒绝了美国的两国集团（ Ｇ２ ）提议，美国由此认为中国要争夺亚太地区霸权。

第二，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对本国形势和本国任务的认知。一是对美国形势的认知。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形势不容乐观，经济出现负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政治方面，两党极化日趋严重，争斗不休；在社会运动方面，茶党成立并发动全国性游行示威，抗议奥巴马政府的房屋救济贷款和医保改革，后来又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反对权钱交易、两党争斗和社会不公。二是对中国意图的认知。在美国看来，中国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发展，不愿承担国际责任，意图快速增强自身实力和地区影响力，进而成为亚太地区的霸权国。三是对美国任务的认知。美国认为，需要加强与新兴国家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强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借助中国等东亚国家快速发展的势头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尽快结束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加大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平衡中国的地域影响力，维护和巩固美国的地区霸主地位。

第三，中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政策互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中国继续提升影响力和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与中国政府共同压制台独，对台军售相对克制，但美台政治接触频繁；２００９年奥巴马访华，推动中美合作；积极参加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批评中国的南海政策，建立美国－东南亚国家对话机制；加强与日韩的同盟关系，增加在澳大利亚的驻军。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的围堵和避免中美关系恶化，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应对美元霸权；两国领导人多次通电话或会晤，推动中美加强合作。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未出现大的波动，维持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但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色彩比之前更加明显，中美关系由战略合作阶段逐步进入战略竞合阶段。

（三）由战略竞合到战略竞争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重新定位中美关系，将中国与俄罗斯视为修正主义国家  和战略竞争对手 ，认为来自中俄的大国竞争是美国的最大挑战，围绕中国出台和实施“印太战略”，以关税为主要手段重点在经贸领域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借疫情“甩锅”和抹黑中国，插手香港事务和台湾问题。中国根据美国的对华政策采取灵活而有原则的应对措施，中美关系由战略竞合阶段进入战略竞争阶段。

第一，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形势和中国意图的认知。一是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全球金融危机破坏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和国际信誉受损，中国率先摆脱危机的影响，成为亚太地区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二是对中美实力的认知。中国进一步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在经济方面，中美 ＧＤＰ 在 ２０１６ 年分别为 １１．２３３ 万亿美元和 １８． ７１５ 万亿美元  ，中国 ＧＤＰ占美国 ＧＤＰ的比重由２００８年的３１． ２２％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６０． ０２％ ；在军事方面，中美军费开支在２０１６年分别为２１６０． ３１３亿美元和６００１． ０６４亿美元  ，中国军费开支占美国军费开支的比重由２００８年的１３． ９％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３６％ 。三是对中国政策的认知。特朗普政府认为，“中俄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它们决心减少各国的自由与公平，发展军队，控制信息和数据，以压制社会，扩大影响力”  。他还认为，中国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侵蚀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价值观和原则，从内部破坏国际体系等。

第二，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本国形势和本国任务的认知。一是对美国形势的认知。特朗普政府认为，“自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以来，我们已经失去了６万家工厂”  。“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面对流氓政权、恐怖组织，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挑战我们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  。二是对中国意图的认知。在美国看来，“中国寻求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扩张其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的影响，并根据自身需求重塑地区秩序”。“中国利用经济和军事优势寻求印太地区霸权和全球优势”。三是对美国任务的认知。特朗普表示，“我们现在向中国表明，多年来瞄准我们的工业和知识产权以及美国就业和财富的盗窃已经结束”  。在这种情况下，借助民粹主义上台的特朗普政府提出企图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的“印太战略”，希望尽快从阿富汗撤军，集中精力在经贸领域对中国施压，同时综合使用政治、金融和舆论等手段，逼迫中国做出对美国有利的妥协。

第三，中美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的政策互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中国继续扩大影响力并挑战美国的霸权，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和对美贸易依赖，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以增加关税为手段对中国进行贸易施压；宣称中国为汇率操纵国；限制中国的５Ｇ 技术和投资；打压中国的科技企业；签署《台湾旅行法》；推动美舰定期穿行台湾海峡；加大对台军售力度；酝酿《台湾防卫法》；继续实施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推动盟友和伙伴国多边合作。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预阻中美关系持续恶化，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坚决反对美国贸易霸凌的同时积极与美国进行贸易磋商；通过首脑外交稳定中美关系；反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违背三个联合公报精神的做法。在美国大幅调整对华态度的情况下，中美关系由战略竞合阶段过渡到战略竞争阶段。

二、双向互动：中美战略竞争发展的逻辑

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中美战略竞争的产生与发展也不例外，但中国自身的实力变化和政策反应在塑造中美关系和中美战略竞争发展方向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小布什政府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但这一定位不久后便改变了；奥巴马在电视辩论中明确称中国既是对手又是潜在合作者  ，在对华政策和行动中既谋求与中国合作又加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者和战略竞争敌手，并使之体现在对华政策和行动中。另一方面，中国随着自身实力的变化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也不断调整对美政策，这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美国初提战略竞争与中国的化解

美国初次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始于小布什时期，但“９ · １１事件”打乱了小布什政府的战略规划，中国也及时调整政策加以化解，中美未能真正进入战略竞争状态。因此，小布什时期可以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萌芽，但不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正式起点。

第一，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逆转。小布什在竞选总统期间曾质疑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定位。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小布什在一次总统竞选演讲中表示：“中国是一个竞争者，而非一个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对待中国不能怀有恶意，但也不能抱有幻想。”  ２０００年，赖斯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中国不是一个‘现状国家’，而是一个按其利益改变亚洲均势的国家。这一点就使之成为一个战略竞争者，而非克林顿政府所说的战略合作伙伴。”  ２０００年８月，共和党全国大会通过的党纲表明，“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中国绝对不能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原则上。……如果中国违背这些原则进攻台湾，美国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采取适当行动，帮助台湾自卫。”  小布什就职之后，将其对中国定位的理念付诸政策与行动，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发起攻势。

第二，中国调整政策与积极化解。鉴于中美巨大的实力差距，中国必须预阻中美关系恶化和美台关系深化，及时采取灵活措施：２００１年３月派钱其琛副总理为特使访美，与小布什政府开展建设性会谈，及时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并表明中国的对美政策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美撞机之后，２４名迫降于中国海南的美方人员在美国被视为亟待解救的“人质”，中国妥善处理了美方人员回国和美国道歉与赔偿等事宜；“９ · １１ ”事件发生后第二天，江泽民与小布什通电话表示慰问，并表示愿与美国加强合作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江泽民与小布什会晤，就中美关系和反恐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重要共识；与美国建立定期反恐磋商机制，及时沟通反恐信息；与美国加强在海关和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在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的上海 ＡＰＥＣ 领导人峰会上，反恐议程取代经济议程成为焦点议题；积极斡旋美朝关系，协调各方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筹备六方会谈。

第三，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回调。在反恐战争与中国及时调整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回调，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具体表现为：

２００１年下半年，美国同意中国加入ＷＴＯ 并不再阻挠中国主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Ｃｏｌｉｎ　Ｌ．Ｐｏｗｅｌｌ）认为，中美关系处于自尼克松首次访华以来最好的状态  ；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鲍威尔表示，朝鲜问题表明中国正与我们合作，在地区与全球舞台发挥领导作用，而非与我们进行竞争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小布什表示，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通过单方面决定改变现状，敦促陈水扁保持克制并放弃美国会完全支持台湾独立的任何想法。  上述变化表明，中国的应对措施取得预期效果，中美战略关系没有按照小布什政府最初的定位走向战略竞争，而是维持战略合作的状态。

（二）美国实施战略竞合与中国的反应

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初期开始实施所谓的“重返亚洲”，后来更名为“亚太转向”与“亚太再平衡战略”，意图在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的同时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中国针对美国的战略部署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使中美博弈维持在一个可控的程度内，这意味着中美关系正式进入战略竞合阶段。

第一，美国实施对华竞合并重策略。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开始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意图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进而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和预阻中国快速崛起。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强调与中国的合作。 ２００９年１月，奥巴马在就职演讲中表示：“我们将与朋友及我们的对手一道，共同消除核威胁。” ⑦ 同年２月，希拉里表示：“美国应致力于外交和发展新时代，运用‘巧实力’，与传统盟友和新兴国家共同努力，寻求解决全球问题的地区和全球方案。”  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强调维护美国霸权或领导权  。２０１０年１月，奥巴马表示，“我不接受美国成为第二”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希拉里强调，“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要推进一系列重要目标，即维持并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Ｋｕｒ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对美国的长期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奥巴马再次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将永远是我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焦点”  。

第二，中国对美国对华竞合的反应。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和地区影响力的增强，亚太地区和全球治理成为美国外交的“软肋”，中国应对的主要措施包括：对于美国推动的排除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 ），中国一方面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另一方面支持东盟国家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ＲＣＥＰ ）谈判；对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偏袒其他南海声索国和在南海实施所谓“航行与飞越自由”的做法，中国不仅加快与相关国家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而且在南海吹沙建岛、建导航灯塔和机场等基础设施，依法警告和驱离侵入毗邻水域的美军舰船和飞机；鉴于美国经贸施压和西方市场疲软，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联系，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美国希望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要求，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一起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 ＷＢ ）改革，增加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与发言权；针对美国国会故意拖延 ＩＭＦ 改革方案的做法，中国和欧洲国家合作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ＳＤＲ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上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与其他新兴大国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ＮＤＢ ），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

第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落空。奥巴马在美国是一位弱势总统，这不仅体现在行政部门内部的政策执行力方面，而且体现在白宫与国会的关系方面，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中期选举后的“跛脚鸭”状态使这一形势更加恶化。中国在对美政策方面“软硬兼施”、张弛有度，在全球金融治理、全球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上与美国加强合作，在经贸领域与美国展开良性竞争和适度合作，在军事和南海问题上勇于和美国交锋。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竞合中的战略竞争始终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奥巴马在第二任期的后两年不再强调对华战略竞争，甚至有意控制美国军方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在奥巴马政府的最后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没有出现“竞争者”一词。⑦ 可见，针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中国实施的顺势而为和差异化对待的策略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这一阶段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名存实亡。

（三）美国实施战略竞争与中国的回应

特朗普政府以经贸领域为突破口围绕中国实施“印太战略”与中国深入展开全方位的战略竞争。中国高度重视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不断探索有效的应对措施，中美战略竞争正处在激烈博弈的过程中。

第一，美国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借助民粹主义势力上台的特朗普奉行“使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关注现实可见的利益，美国建制派精英则重视联盟关系和大国竞争。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官方文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以经贸领域和中国周边地区热点问题为切入点实施“印太战略”，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例如：美国先后对自中国进口的６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０亿美元和３０００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名单，将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制裁实体名单等；谋求对华经济“脱钩”，酝酿“经济繁荣网络”计划；推动美日印澳加强安全合作；继续在南海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在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因疫情应对不利“甩锅”并妄图“追责”中国。

第二，中国对美国对华竞争的回应。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速虽然有所下滑，但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依然快速提升，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还在缩小，不过从绝对值的角度看中美实力仍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在美国全力对抗中国时，中国对美外交的目标是预阻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及中美走向全面对抗，主要措施包括：对于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的基本态度是不希望打贸易战，但绝不害怕贸易战，有信心、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  ；对于美国关税霸凌，中国出台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对于中美贸易磋商，中国积极参与并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为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倾向，中国强调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继续扩大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海南岛设为自贸区；对于闯入中国毗邻水域的美国舰船，中国继续表示抗议并依法警告和驱离；对于美朝缓和关系与首脑会晤，中国竭力提供相关帮助；对于美国在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上的举动，中国表达强烈抗议和批评；在疫情方面，据理力争地驳斥美国政客对中国的抹黑和污蔑。

第三，中美战略竞争的新特征。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中美战略竞争在不断深化，但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一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以经贸领域为主，并逐渐向科技和安全领域扩展。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无法接受，这是“不公平的”贸易环境和贸易政策导致的结果，因而以关税为手段集中在经贸领域发起对华战略竞争。随着可打的关税牌越来越少，美国将贸易摩擦延伸至高科技领域，限制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抓扣中国高科技企业的高管，要求中国放弃《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二是中国应对美国战略竞争的方式更加灵活，在贸易摩擦中的对美态度有所变化。中美贸易摩擦初期，中国媒体和官方都表现出对等反制的决心和立场，但随着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与贸易磋商的持续进行，中国在反制和磋商中均表现出灵活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中美已经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目前仍在执行中，今后的执行情况取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三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形势更加复杂，美国两党在对华强硬方面趋同。当前执政的民主党在对华强硬方面与上届共和党政府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应对中国的方式。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因抗疫不力不断推责和抹黑中国，使中美战略竞争的形势更加严峻。当前的拜登政府不再使用所谓的“中国病毒”等词语，但是仍在或明或暗地将疫情问题与中国挂钩。

三、理性认知：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景与启示

基于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两国战略关系的发展前景包括四种情况：一是完全化解战略竞争，彻底扭转中美关系；二是战略竞争有心无力，中美呈低频竞争状态；三是战略竞争保持可控，中美呈高频竞争状态；四是战略竞争走向失控，中美关系日益恶化。分析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走向，需要厘清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效力，并结合当前美国政治状况进行分析。

（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美战略竞争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表明，国际环境剧变、中国回应方式和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战略竞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根本性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定位与发展方向的影响因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足以改变美国对外大战略的国际环境发生剧变。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必然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但并非所有的国际环境变化都能改变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定位。中美战略竞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表明，只有足以改变美国对外大战略的国际环境发生剧变，才可能根本性改变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走向。例如，“９ · １１ ”事件使美国迅速调整全球战略，对小布什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定位与政策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为中国化解中美战略竞争提供了难得的客观条件。再如，全球金融危机使中美产生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美国精英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潜在挑战，进而促使中美战略竞争回归。

第二，足以改变美国对华认知或政策的中国反应。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是彼此在综合认知基础上的政策互动，一国的政策反应对另一国家的认知和后续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足以改变美国对华认知或政策的中国回应，是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影响因素之一，中美战略竞争的历史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在小布什时期，中国领导人在“９ · １１ ”事件发生之后迅速与美国领导人通电话，表明中国愿与美国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的立场，随后加强了与美国在全球反恐方面的合作，这使得小布什政府最终彻底改变了对中国的认知与定位，进而改变了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在奥巴马时期，中国主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并积极应对美国的“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改革既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制、应对朝核危机、加强南海局势管控等方面与美国展开竞争与合作，使得奥巴马政府对于推行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有心无力，从而使中美战略竞争逐渐走向有名无实的状态。

第三，足以左右美国政局的美国领导人个性特点。国家领导人的性格特点及其决定的类型对该国的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有学者认为，国家领导人的类型对和平、秩序、稳定等非物质性安全的作用超过其他任何因素。  基于这种思路，有学者将国家领导人分为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四种类型，并认为这些类型之间还有很多程度不同的过渡类型。  也有学者将国家领导人分为积极－正面型、积极－负面型、消极－正面型和消极－负面型四种类型。  本文认为，上述观点极具启发意义，足以左右美国政局的美国领导人个性特点，也是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因素。例如，奥巴马可以归为进取型与无为型之间的过渡类型领导人，在他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前两年的对华战略竞争中，进取型领导人的特质表现得较为突出，但在第二任期的后两年，无为型领导人的特点显露得比较明显，这与该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虎头蛇尾”的特点非常吻合。

第四，足以影响对华决策的美国政治一致性程度。国内政治的一致性程度也会对一国的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有学者以执政党与国会参众两院中的多数党是否一致为标准，区分克林顿时期和小布什时期美国政治的一致性程度（见表１ ）。

本文在对“政府”和“分立”的表述做出微调基础上，根据这一思路考察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时期的政治一致性程度，包括小布什时期（第一任期的前两年）、奥巴马时期、特朗普时期和当前的拜登时期（见表 ２ ）。回顾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历程，小布什第一任期的前两年，两党在参议院的席位不相上下，因特殊情况多次发生多数党易位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国内政治一致性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然而，奥巴马时期的美国政治由高度一致政治演变为弱分裂政治，后又变成强分裂政治，使得奥巴马在对外政策方面日益受到更多牵制，这与该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由强到弱的趋势相一致。因此，足以影响对华决策的美国国内政治的一致性程度，也是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景分析

尽管拜登政府强调在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与中国合作，但是它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和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立场，并采取更加多样的方式对华施压，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没有发生变化。至于今后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向，我们可以结合上文提到的四种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第一，基于国际环境剧变的分析。如前所述，“９ · １１ ”事件使小布什政府彻底改变战略方向，从而放弃了对华战略竞争；全球金融危机促使美国精英改变对华认知，进而重启对华战略竞争。今后如果发生足以改变美国大战略的国际环境剧变，中美战略竞争可能会发生重大转向，从而走向第一种发展前景；如果没有这种剧烈变动，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方向则需要关注其他因素的作用。

第二，基于中国应对策略的分析。从根本上说，中国应对美国竞争战略的方式和手段取决于中美实力对比及其变化趋势。中国对两国实力对比及其变化趋势的认知越符合客观实际，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策略则越能够发挥作用。因此，今后只要中国继续基于合理的认知灵活调整应对策略，中美战略竞争就不会走向失控，从而避免第四种发展前景。

第三，基于美国领导人个性的分析。拜登曾为奥巴马时期的副总统，从政经验丰富，性格沉稳，行事稳重，强调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注重加强盟友与伙伴的关系。性格特征与政治理念使拜登是一个守成与进取之间的过渡类型。同时，鉴于拜登的年龄和精力状况，他对总统职位的精力投入可能相对有限，而美国社会民粹主义情绪的推动使其不得不采取对华强硬的态度，这使他成为一个消极－正面型领导人。因此，今后中美战略竞争不会出现第二种发展前景。

第四，基于美国政治一致性的分析。 ２０２０年总统大选和国会改选之后，美国民主党不仅入主白宫，而且在参众两院均占多数议席，暂时处于“一致政治”的状态，这在形式上有利于民主党推动实施其期待的内外政策。不过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极其脆弱，不仅因为议席优势极小，而且以往的事实表明两年一次的国会改选大多会改变“一致政治”的状态；二是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分歧依然深刻，在多数对内政策和部分对外政策方面仍持对立立场，尽管在对华强硬立场方面比较一致，但是在具体的对华政策方面仍有差异和分歧。就此而言，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大概率不会出现前两种发展前景，后两种发展前景的可能性较大。

（三）中美战略竞争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在对华强硬成为美国两党多数人共识的背景下，第二种发展前景不会成为今后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方向，第一种、第三种和第四种发展前景均存在可能性。然而，环境剧变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中国可做的工作不多。这种认识对中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是目标启示，即努力避免第四种发展前景，争取实现第三种发展前景；二是思路启示，即环境剧变因素不可控，美国领导人个性和美国政治一致性程度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立场没有根本影响，中国的政策反应是核心变量；三是策略启示，即以我为主，实力为本，策略为重，聚焦美国，着眼世界。

第一，摒弃侥幸心理，积极面对挑战。中美战略竞争是两个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的必然结果，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并不意味着中美必然一战，更不表示两国无法走出“陷阱”。美国因实力优势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这种形势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只要美国决策者不改变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既定看法，今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将长期存在。然而，作为当前实力不占优势的一方，中国也并非只能听之任之，而是需要冷静认识客观现实，发挥不对称性优势，采取灵活的应对措施。

第二，抓住改革机遇，增强国家实力。大国博弈本质上是实力对抗，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难以长期支撑大国竞争。在综合国力中，经济实力是基础，军事实力是关键，科技实力是根本。中国已经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经济仍保持着中高速发展趋势，但目前与美国相比在实力上仍有不小的差距，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突出地体现在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内部动力不足上。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两国贸易磋商中涉及到一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内容，中国需要抓住内部改革的需求和外部压力的机遇，进一步改革不合时宜的机制体制，同时大力推进科技发展，为继续增强国家实力创造更好的条件。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时间站在中国一边。

第三，灵活应对美国，斗争与合作并用。前文的分析表明，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四种前景中，中国的最佳目标选项是“争三避四”。尽管美国表示战略竞争无需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发展  ，但是善变的美国和表面的说辞已经失去了国际信誉，中国需要基于中美实力对比在不同领域采取灵活的应对策略，主要思路包括：一是明确中国底线，坚持根本原则。在经贸、科技、安全和政治领域，核心国家利益是中国不可妥协的底线。二是保持经贸联系，不必过于担忧所谓的“脱钩”问题。客观现实决定了所谓的对华经济“脱钩”不可能完全实现，即便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也会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遭受损失。三是寻找新的合作点，冲淡竞争色彩。中国需要根据情况寻求与拜登政府加

强可能的合作，尽量减弱中美战略关系中的竞争性。

第四，着眼盟友间差异，加强对美国盟友的外交。民主党的拜登政府强调加强盟友与伙伴关系，共同应对中国。然而，美国的盟友与伙伴在实力地位、国际影响力、对美和对华的依赖程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为我国外交提供了可以有所作为的空间。中国外交需要更关注部分美国盟友，如韩国、日本、泰国和菲律宾等，加强与它们的合作，主要思路包括：一是在经济领域加强与它们的合作，深化双边经贸与投资联系；二是在安全领域加强与它们的联系，如军事互访和联合救灾演练；三是着眼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中国与包括这些国家在内的东亚国家在流行疫病防控方面的合作机制构建。

第五，顺应世界大势，展现大国风范。美国虽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特朗普政府的许多做法让不少国家感到震惊和不满，只是畏惧美国的权势敢怒不敢言。当前拜登政府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做出了一些调整，尤其是注重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强调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但是，在美国社会民粹主义情绪和内顾倾向严重的背景下，他很难做到大规模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际信誉的损害和对其盟友造成的不信任感也不会在短期内完全得到弥合。在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仍是世界发展大趋势，中国需要进一步顺应时代潮流，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与沿线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合作，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与投资，加强与各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合作，向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包括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展现责任担当与大国风范，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